鞭炮仍然在窗外响着。从下午5点多开始，鞭炮的声音就开始提醒小年的来临，现在快7点了。

今天天气比较阴冷，农历腊月二十三。也是老卫城的集市。早晨去了趟单位，把一些审批表格盖好章，接着中午用电动车带着老婆孩子赶大集去。看了看花市，买了对联年画和一些排骨，冻得实在受不了，置办完这些接着就回家。吃过午饭，又起了兴致，决定买些画。于是又到浩扬书画院去闲逛，买了幅牡丹。看见牡丹的时候，我还在抱怨画的色泽，觉得还不够鲜亮（我的骨子里是一个俗人，还是喜欢艳俗而有彩头的东西，呵呵）。马世治的牡丹是买不起的，一幅要八千多银子；孟庆星的小楷、张树林的大字，价格也是不菲，即便是小城名人的字画也有着让人咋舌的价格。竟然还见到了程仲霖抄的金刚经，一打听原来是信访局老解给从北京贩腾来的，他们原来算是笔友。和书画院的老板闲扯了一些人事，定下来送货的事宜，又溜达回家。

下午等送画的来，嘣嘣嘣在墙上砸了几个钉子，画一挂上，客厅里的气氛马上改变了许多，变得有年味了。接着更加努力，一鼓作气将许多年来没挂的婚纱照还有孩子的艺术照也挂墙上了，还把地下室给换上了新窗帘。到了晚饭时间，在鞭炮声中把灶王爷的年画粘到厨房墙上，象征性的奠了点酒食，算是遵照民俗。

但其实我老家的小年不是腊月二十三，而是二十四。据传说是因为，在封建时代，那些大地主不耻与长工、贫农混为一谈，就硬性要求长工和贫农比他们晚一天过小年，晚一天辞灶，所谓“官辞三、民辞四”。从习俗上来推算，我应该算是根红苗正，完全的贫农后代了。

过去临近过年，总有一种紧迫感，好像时不我待，亟需更加发奋努力，今年虽然忙乎，但这种迫近感竟变得很淡。在鞭炮的催促声里，没有感怀，没有回顾总结、也没有前瞻预测。似乎安于了生活的秩序。我想起夏天躺在绣针河里的情景，任由细腻的河沙摩擦着脊背，任由清澈的河水托我远行，没有什么思虑、恐惧、欲望，一切顺其自然。年华如流水，上善若水，我们不过是水流中的一条鱼。

我知道，这是年龄的缘故。不是时间的原因。时间具有一切化神奇为腐朽的力量，而年龄却有着化腐朽为释然的本领。这就是人生中，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这个心理过程。在这个小年夜，我不过是一个初体验者。

我在写这个的时候，新闻说发现了曹操墓，言之凿凿。然后看见网络上有人在质疑，说魏武王格虎之大戟等铭文的字体非篆非隶，是宋体；又质疑魏武王这称谓是何人封谥等等。甚至还有人在猜测墓葬中两具女性骸骨究竟是谁。

历史太苍茫，事实太荒唐。在这一个信息丛生的时代，真伪更难以让人辨识。我们在丧失很多能力，比如声音，比如青春。这个大时代，提供给我们无数的解题方式，却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。

声音开始暗哑，激情开始平复，生命开始沉缓，人生刚刚开始。

青春不解红尘，胭脂沾染了灰。

寂寞梧桐深院，锁清秋。

我们能在梦中奔跑，奔跑，忽然听到有一个声音在说：

要有光。

少年时看了武侠片曾决意效仿，击打沙袋、负重跑步、练习吐纳，以及一些三脚猫的把势，身体也没见得发达健硕，吃再多的东西还是瘦；受赵叔的熏染，练过书画，在全市小学生书画比赛中过末等奖，画的是一只喙爪锐利的鹰，好像模仿的潘天寿，一本四角号码词典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按照发展态势，我应该会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，是红旗下一棵茁壮的小苗，阳光普照、前程大好，随时准备着报效国家。
父亲让我描红，四个字：贵在坚持。这四个字我也是拿过奖的。
所以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，我这个人才是怎么明珠黯淡的。我色弱、失眠、缺乏方向感、逻辑感不强、语言表达能力缺乏，但是居然也想成为画家、作家以及演讲家，而且也曾认为唯有色弱才能对色彩认识更丰富，比如梵高，世界的样子在我辈眼中才最真实。诸如其类的伟大言论还没来得及有人给我收拾个《沉思录》之类的，我已经莽莽撞撞的就进入了三十岁。
三十岁的时候，为了回顾和前瞻，我在自己日记里写过一些话的，无非是对未来充满希冀，对过去表示较为满意。写着写着，觉着自己写的虚伪，写的是另一个人，也就没有好意思再写下去。
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。曾几何时，这样的口气在自己的日记簿子里耀武扬威。现在这些日记簿子，也不知放到哪里去了。事实证明，我是一个不善于坚持、没有恒心的人。
贵在坚持，言犹在耳。如今是我说给女儿听了。

人总会有一个特定的时间，读到或者感受到这样的诗句：“金樽清酒斗十千，玉盘珍羞直万钱。停杯投箸不能食，拔剑四顾心茫然。欲渡黄河冰塞川，将登太行雪满山。闲来垂钓碧溪上，忽复乘舟梦日边。行路难！行路难！多歧路，今安在？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这个时间，应该是三十至四十岁之间。突破了这个阶段，然后才能“不惑”。
“大道如青天，我独不得出。羞逐长安社中儿，赤鸡白雉赌梨栗。”其实这个感情，是和初中时我写的作文别无二致。苏老师对我的赞许，里面难免也有反观自我深有感触的意思。向往事功，并不是错误。错误的是，人总会高估自己。尤其，是一些生性浪漫的人。人的天性是不可能改变的，一个刚出生就嗷嗷叫的人，他肯定会大着嗓门过一辈子的，而生性浪漫的人也会在自己虚构的浪漫中得到自足。
我和庚润讲的怪异的梦，大致是这样的：我在海洋中沉浮，终涉一孤岛，但岛上生物无存，唯有腐尸和垂死之人，问垂死之人以何为食，竟被啐骂，然后看见涉海之人不绝。醒来心中有疑惑，想起庚润皈依了佛门，便想请教他的意思，谁知道答非所问。庚润说：现代人生存压力大，缓解缓解就好了。
也许，庚润的答案是对的。但是我实在不耐烦听人讲经。
其实我也知道，这个梦并不是什么对生的恐惧，或者对人的终极关怀。梦就是梦，它是在人神经虚弱的时候侵入的一种病毒，只不过形态不同，有的人是在做黑夜梦，有的人是在做白日梦罢了。

我枕边的那本曹操集是从仕伟那里淘来的。应该是在97年。仕伟原来在一个行政部门，工作不好不坏，好交朋友，性情烂漫。他在单位院里有一个独立的小院，我们这些流浪汉都知道他钥匙放在哪个墙缝里，到日照找不到住处了，就到那里去，反正锅灶和方便面也都是现成的，像住自己的家一样。有些偶然酒兴大发的还要在墙上涂鸦一些壁立千仞等字句。我住过几次，在那里能够清楚听到海曲公园里狼嚎声，有一晚上实在听不过去，越墙而去，在鹿舍前拔了些草，边喂鹿边看狼在折腾。是夜有月，夜凉如水，月静如湖。
    如果用文艺腔调来描述，我会这样写：我们都有一个不安分的灵魂。仕伟原来不叫仕伟，自作主张把士字改成了仕，意图是出将入相，大展宏图。但是机关是一个令人沉溺的陷阱，一陷进去就会拔不出腿来，没有相当的资历，剩下的只有耐心，甚至使一个黄花少年一直磨蹭到垂垂老矣。从乡镇进了城、进了机关，以为可以施展身手、抒发志向，但是避免不了在行行色色的规则面前败下阵来。于是，仕伟迷上了卡耐基，那个时代卡耐基和曾国藩以及胡雪岩是三大流行。
    仕伟就去经商，开了个书店，计划几年内搞个全国连锁。只是这宏愿是一直未果，倒给我购书提供了方便。
    后来，在我决意不再写东西的后来，我们联系的很少了。只是听说，他因为经济问题而被判了缓。
    又是十多年。十多年后的某一天，接到他的电话，彼此寒暄了半天，知道他现在专业经商了，生意还算过得去。电话之后，又是再没有联系。
    如今那个小院早已拆除，海曲公园围墙也是层层设防。我曾记得，我喝了酒在那条石板路上彷徨的情景，那时候觉得喝了酒竟有些走进东坡诗意的意思，浑然不知世界在我身边流转。
    如今，心已满是皱纹。
    说到东坡的诗意，刚才又翻了翻书，看到一行文字：“空肠得酒芒角出，肝肺槎牙生竹石。森然欲作不可回，吐向君家雪色壁。平生好诗仍好画，书墙涴壁长遭骂。不嗔不骂喜有余，世间谁复如君者。一双铜剑秋水光，两首新诗争剑铓。剑在床头诗在手，不知谁作蛟龙吼。”
    剑在床头诗在手，不知谁作蛟龙吼。

史记告诉我们，伟人从出生时就是有神迹的，不是卵生、梦生就是他的母亲吃了日月精华云雾虹霓等杂物而孕育之的，出生后，又往往有豪言壮语以壮行色，有怪诞之事辅以作料。我小时候很信这个，而且常常想象自己出生时是不是也是什么满室生香之类，以至于17岁以前还常常做些白日梦，认为功名如探囊取物，有些事不是不可为之，而是不屑为之。就算在扛饲料袋时还时不时也有些苟富贵、莫相忘的怪诞念头。
    按照神迹的规律，刘邦是杀了一条白蛇后发达的。我呢，充其量在一个雪夜酒后用锄头杵死过一个碗口大小的癞蛤蟆，因为看它在灯下吞噬同类。这件事情，被朋友们当做谈资、当做酒肴；就是没有人会想到，这么一个荒诞的夜晚，这么一个荒诞的事情，我会因此而神圣发达，包括我自己。
    古人的功名确立都是比较早的，比如说苏老泉二十九岁立志功名，就被认作是一件足以警世励志的事件。建安十九年，曹操在出征孙权前对曹植说：吾昔为顿丘令，年廿三，思此时所行，无悔于今。今汝年亦廿三矣，可不勉与。那时他对曹植还是蛮期待的，应该是尚未心属那个写茕茕美人的曹丕。二十三岁，现在想一想，都是一个流金溢彩的年龄。在我床头的那本曹操集的扉页，我有这样的记述：吾亦年廿三矣，至今无所成。丈夫当不堕青云之志，可不勉与。那是九八年的笔迹，离现在又是十年过去，我仍然感到还是“至今无所成”。可见，常常祭起的豪言壮语也不是一个人成就的标杆。
    所以我觉得，这个《史记》太骗人了，完全是封建糟粕。神迹和志气都不是成功的必备条件，那么，还有什么呢？清静无为、虚极静笃，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？这一段时期来，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这些隆重的命题，竟逐渐在我的浆糊脑子里转悠。可见，年龄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。

我的睡眠质量一直不好，而且梦多易醒。前些日子和庚润谈到一些奇异的梦，庚润给我讲了一些佛家开悟的道理。我和他说，我是一个注重现世，不信轮回的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趋向，自我的救赎也不可能达到救世的目的。

昨天下午，看了央视的《大家》，采访王蒙的，还算专心。昨天晚上就做梦，做了一晚上的梦，好像是准备更换职业。早晨起来的时候，总结总结，认为是自己压抑已久的梦想通过梦来实现的吧。生活安稳了，却缺乏激情了。

我上初中的时候，不是一个好学生。常常因为被勒索而逃课，又因为逃课而被父亲责骂。但是只有苏同森老师的课我是要上的，因为，他重视我。他读了我的一篇作文，然后在课堂上表扬了我。这篇作文内容基本是这样的：我躺在床上，听见镇委大院里的年轻人打扑克的声音，感到很反感，我一定要追求一种不同的生活，不庸俗的生活。

苏同森老师是一个怪异的人，举个例子：他的自行车车座掉了，他就用枕头当车座，回头率颇高；而且脾气大，打起学生来是招招见肉，我的铁哥们相鸿被他打的实在不堪背后骂他是魔鬼；但这个魔鬼又写得一手好字，校文化展上，他的指书让我惊叹，而且让我记住了几句诗词：
    无言独上西楼，
    月如钩，
   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
    剪不断，
    理还乱，
    是离愁，
   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
    这么胡子拉碴的一个人，写这样的字，心里肯定是别有天地的吧。

我的心眼小，到现在才能稍稍宽容那些所谓的老师。他们除了重视成绩优异的学生，我们这些差生的心灵在青春期被忽视、误解乃至扭曲。前些日子校庆的时候，我收到邀请函，没去，因为，感情上说不过去。但是现在我又不想去打扰苏老师，因为，现在的访问，又无非会落入俗套。

我追求的生活，是这样的么？奋斗了十五年，其实我一直在起点上，一直在庸俗中，而且继续的庸俗着。一个少年的梦话得到了老师的认可，得到了激励，得到了向上的勇气，但是，活在当下，梦想还是在梦中实现着。

想奔跑，奔跑到风的速度；想登山，登到云的顶端；想流浪，流浪到世界各个角落；想济世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；想遨游，击水三千丈御风三万里......

其实根本的，我是想改变。使压力得到舒张，使性情得到释放。

王蒙说：让我再奔跑一次。

我听到这句话，觉得说的挺来劲。

几个月前，乔木在博客里称颂丰子恺的画，认为有飘逸之风，我回帖还是不改自己刻薄的作风，隐喻暗讽了几个字，乔还是很认真地纠正了我的错误，呵呵。其实我何尝不认识丰子恺，认识他的画、知道他的经历，明白他画的背景------他的画，是入世很深的，并不只是所谓的魏晋风度。我曾一度想把《瞻瞻底车》作为博客头像的，因为那里面，包含着真爱和一种坚韧的苦中作乐的精神。
    想起丰子恺，是因为周末在书市发现了一本卜劳恩漫画《父与子》全集，我毫不犹豫的将它买了下来，一是作为送给女儿的礼物，二是为了补偿童年自己没有见识过全集的缺憾。我小的时候，接触过的《父与子》应该是在《中国少年报》上，当时只是觉得有趣，现在自己的孩子也已经长成，对其间浓浓的亲情就觉得格外亲切，所谓外行看热闹、内行看门道吧。
    陪着女儿一口气看完，哈哈的笑了，感动了，最后我又把书中的每一个字都逐个读了一遍，这才对卜劳恩的简历有所了解，原来他是纳粹德国期间的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，有着优秀知识分子一切的优点，比如智慧、诙谐、通达、真、善；也有着优秀知识分子一切的缺点，比如骄傲、耿介、倔强、虚荣等等；这种优秀的品格和优良的缺点决定了他的命运，因为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，因为揶揄了纳粹当局，他在被秘密执行死刑的前夜自杀了------没有人知道，原来《父与子》也是一本浸透着泪水的书籍，幽默的背后，有着多么坚强的意志。
    把痛苦留给自己，把欢乐留给人类。这仿佛是许多艺术巨匠的宿命。
    小的时候，只知道笑，等成长了，知道了笑是眼泪的积累的时候，再去笑，就有一种沉重的滋味了。
    曹操击节而歌：
    晨上散关山，此道当何难！
    晨上散关山，此道当何难！
    牛顿不起，车堕谷间。
    坐磐石之上，弹五弦之琴。
    作为清角韵，意中迷烦。
    歌以言志，晨上散关山。
    反正牛也顿了、车也堕了，与其迷茫丧志、痛苦不已，还不如坐在磐石之上，弹一弹琴，唱一唱歌，放松放松，调整调整。
易经的蹇卦应该算是倒霉卦了，它的交互卦更是大为不吉，但在爻辞中，你看不到倒霉的迹象，而是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和乐观的精神在支撑，那就是奉劝人笃行正道、加强修养、勇于承担。这也符合易经的“易”的精神，没有不可变易的事物，没有永远倒霉的人。就算你不知道丰子恺和卜劳恩，但是你看到他的画，会心笑了，那么就说明，人类的幽默精神还活着，并且不会死去。

现在网络流行“晒”，比如晒工资、晒账单、晒学车经历等等，现在我想把自己的学车经历一晒，并不是为了记述什么美好回忆、假惺惺作天真烂漫、不谙世事之状，以供有窥私癖的网友们“分享”乃至蜚语，而是实实在在为了彰显自己的郁闷，将它写出来，算是找个渠道发泄发泄，要不然，憋在心里怪不得劲、怪腻味得慌。
前些日子我还兴冲冲的写了个《驾驶理论如何考满分》，挂在网上洋洋得意，而上周我又去参加了次模拟，得了98分，到现在还没正式参加理论考试。算起来，学车四个月了，方向盘他老人家的玉体我是没摸都没摸一下，算是非常纯洁的了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
我也搞不清楚。
记得当初那个姓赵的教练信誓旦旦的说跟他学会最短时间内拿证，言犹在耳，铭志在心，但是他失败了，自从他收了费之后，除了电话联系，四个月当中，我就见了他三次面，其他时间都是被电话遥控指挥。在最初的一个月里，我急着考试，但被告知需要模拟一次通过95分才能实际考试，那我就盼星星盼月亮的等着模拟，终于盼到教练的电话通知去考试了，但是驾校比他的电话更提前通知到：因雷击，驾校所有微机是一命呜呼，需要再等通知。于是乎，等，是动心忍性，增益我之所不能。6月底，模拟开始了，在白花花的阳光下，在黑乎乎的人的丛林里，在汗臭味中直至坚持到11点半才轮到模拟。100分出来，心里那是凉哇哇的爽啊，后来听说就在那天，有到晚7点才轮到上机模拟的。
接下来，再等电话。一直等到7月22日。通知7点多到驾校集合（驾校距单位70余里，车管所考试地点距驾校80余里)，于是乎7点出发，到了驾校，照样是在白花花的阳光下、黑乎乎的人丛中等啊等，幸亏那天还有点日偏食，天黑了一阵子。中午让同事顺道给我捎了两个火烧凑活着吃了顿，一直到1点多钟才被点上名上了驾校的车，颠簸了约40分钟，到了气宇轩昂的驾校，接下来还是等。等到4点多，才算排上号进入侯考室，坐了不到半个小时，看到负责考试的从考场一脸沉重的出来，接着窃窃私语，我就想啊：不会这么倒霉吧（因为车管所是5点下班），可是我的预言实现了，考试的人说：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，今天下午系统瘫痪了，你们只好下一批了.......于是乎直接无语，灰溜溜的就像犯了错误似的夹着尾巴再滚回到150多里的老家去。
打电话给教练，教练一肚子白饭：哎呀你怎么不早找我。我中午给他打的电话，他老人家实在健忘的很，于是乎，更直接无语了。
教练有一天晚上很替我着想，主动给我电话，说：你掏个三百二百的，我给找找人让你补考。我说：我还没考呢，怎么成补考了？他老人家就有些拿架了：你不想早参加考试就算了。我说：我不着急，真不着急，我实在急不起来了。当天晚上我摸起电话就想向公安局的槐局长汇报汇报，你想啊，保守点算他一周安排4个人走后门，每个人收300元，一个月收多少黑钱，一年呢？何况学驾驶涉及的不只是考试，还有其他呢？我的正义感一上来，家属不乐意了，说还得跟人家学车怎么的，结果，两口子打起来了，结婚后最激烈的一次，你说这让什么逼得呢？
又终于等到教练不耐烦的通知：你还得参加模拟，不模拟就不分车。模拟就模拟吧。再去。上周去幸好去得早，排的号靠前，9点多结束了，98分。接着就是等教练新的遥控指挥。
学车四个月，连车长什么样都搞不清楚，有时候我真佩服人的耐心。

据魏志记载，曹操在建安十四年有《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》：“自顷以来，军数征行，或遇疫气，吏士死亡不归，家室怨旷，百姓流离，而仁者岂乐之哉?不得已也。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，县官勿绝廪，长吏存恤抚循，以称吾意。”我在读后写的心得只四个字，就是“抚重于恤”。“抚”是必要的手段、措施，恤无止境，抚有节制。自汉以来，对军人也好、对公职人员也好存行的抚恤制度，相当大的程度上，为的是民心的平稳、社会的安定，这一点，在开辟之初尤为重要。
国运兴盛，与民休息。从1978年新的离退休制度推行以来，到今天共和国的开辟者正在逐渐从历史舞台上隐去，但是抚恤制度仍延续了老的传统，变化也只是补助金额的变化。抚和恤成了一种程序，被抚恤者的承受成了一种习惯，但是实际上，抚恤的受益者，并不会是亡者，所谓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只见子女争。有很多的家庭，因为抚恤费而反目成仇，甚至走上上访之路。在我接触的人群中，是不在少数的。
下午巨峰的黄修明来，决意要查找两个老干部的档案，说是身份搞错了，要对老干部负责，意气风发的样子。和他查了档案，最后的结果是身份没有搞错。我和他说，生有所养，死有所葬，这是最纯朴的愿望，每一个从事人事工作的人，都希望每一个人都享有每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，但是，不能从主观愿望上希望是什么样子，我们还是要遵循一定的规程。
实际上的是，现行的抚恤制度，是恤重于抚，往往会给受益者以错觉，去追求额外的利益。在追求额外利益的过程中，又会伴生其他的社会现象，比如托关系找门路，比如因分配导致的诉讼，再比如上访、重访、赖访等等。其实这一些，并不关乎实际应该被抚恤的人的事了。

历史真是奇怪，那些堂皇的正史往往由学究们解读，可是真正流传在民间的却是些轶文野史。说唐也好，水浒也好，包括三国演义，甚至是官场现行。煌煌的正史，承载不了苍茫的民意。历史总有一个真实，但这个真实，求解的人，不是我，也不是你。禅宗公案有许多故事，有俚俗有高深，也正所谓道在涂中。西方的哲学在求证中轮回；东方的哲学在现实中辗转。但是所有求证和辗转的基础，只是因为我们是人。人的智慧与苍茫宇宙是无法考量的，而也许，宇宙永远弱智，人类却无知无觉。

庚润在我的博客里留了几次言，大意是邀请暑期到浙江一个不知名的山里听一位禅宗高士的演讲。我没有回复。只是想到近日盘桓在脑际的一个典故。当然不是正史的典故。是关于苏东坡与佛印的典故。真实性不置可否，但是给我的印象很深。

这个故事说，苏东坡兴致勃勃写了一个帖子“稽首天外天，毫光照大千；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”让书童渡江寄予佛印，佛印看罢，行书两字“放屁”，回寄东坡。老苏一看，气自丹田运作，搅起一腔怒火，于是乎找佛印对峙。佛印说：“既然八风吹不动，你又怎么会被一屁打过江呢？”

苏东坡的“佛诗”我也见过几种，对这个帖子的真实性，我还是表示怀疑的。但是我宁愿相信民间的说法，因为我赞赏的是佛印的态度。任何一个人，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，他说的再符合真理，还不如在备受压力的境遇被真理检验一次。

教授躲在象牙塔里，对着男女学生洋洋得意的宣讲自己的心得，指点江山，激昂文字，沉浸在语言和唾沫之中，但是被豢养的人永远不懂放养的乐趣，有时候，所谓的学识会彻底蒙蔽一个人的眼睛，特别是这个人，骨子里，并不是学问人。

比如。比如----余秋雨？但一切都不是他的错。他只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表述了错误的看法。只是，接受了一个屁。而这在臭屁与阿谀横飞的娱乐时代里一点也不足为奇。

苏东坡帖子所言的八风，解释起来为“称、讥、毁、誉、利、衰、苦、乐”八种境界风。其实苏东坡仅仅背负了一个豁达的名声，佛印的讥讽也算是一个贴切的回复。比如诗狱里的惧，比如寒食诗里彻入骨髓的悲怆。苏的达观，不无后世粉饰的成份。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，一个封建时代的人，再豁达也超脱不过君君臣臣。

但是，历史总有相似的地方。我们何尝不是苏东坡？我们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可以超脱、可以高尚、可以出神入化、何处染尘埃的时候，检点起来，背后会不会有佛印的冷笑呢？

修养注定被修养所修炼。一得总会被另一得代替。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

苏东坡的画传世不多，好像有颇为抽象的一张，画的是一片虬曲的线条，就像酒鬼的涂鸦。

“空肠得酒芒角出,肺肝错槎牙生竹石,森然欲作不可留,洒向君家雪色壁。”这才是自然的态度，也正所谓“人生到处何所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哪复计东西。”

墙上的画，泥上的痕，时光拂去容易得很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记住，为什么会记得？也许，这是我们民族的遗传基因在作祟吧？也许，仅仅因为，即使是卑微，我们也是没有放弃过追索的人吧？

我见过的留言是形形色色、姿态万千，表现形式和载体也是千差万别，但有一条是共同的，就是用文字来传情达意。旅客食客顾客留言簿啦、大小论坛的顶贴啦，赞美的、唾骂的、郁闷的、愤怒的、指示的、下流的、形而上的、等而下的，不一而足。有时候是瞎咕哝，有时是被炒作，有时候自生自灭，有时候汇成洪流，特别在互联网上，在光纤、话线、空际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传播，拥挤了整个地球。
我的博客很冷寂的，前两天也突然有了一句留言，言简意赅四个字：“呸、鄙视你！”，有语气词、有感叹号，看来鄙视之心深刻之极。当时我想了想没有删除，觉得留着展览也好，直到今天才删除掉。删除掉不是为了隐匿自己的过错，而是觉得，如果地面上有垃圾，你只是召集观众来围观，而不是自己动手清除，那么，一个公共的场合，将会被垃圾所掩埋。譬如一堵新墙，主人为了表示爱护之意，上书“此墙不许涂”，但是拂晓去看，有人后续“不涂你还涂”，中午去看，又有人后续“你涂我也涂”，下午去看，霍然“大家一起涂”五个大字，所以不出第二天这面墙彻底成了涂鸦俱乐部------我可不愿意担这个风险，我宁可说出来，也不愿意展览出来，这不是展览我的大度，而是展览国人的脸面。
我生性没有雅量，这使我想起杨镇瑜说的：做文人是每一个文人的耻辱。（见国家人文地理博客之“我是个什么东西”），这也许只能证明自己的小气吧。
我在他的博客里如是留言：“当江湖上都是横行的文人，江湖早已不是江湖，而是一桶糨糊。有些人认识一辈子不一定是朋友，但是杨大哥，我是把你当成朋友的，虽然从未谋面。文章一小技，于道未为尊。骨子里的东西，是天性，不可泯灭。但是不要被那丝软弱击倒。一个人，一个男人，再绕指柔的东西还是要百炼成钢的。”作为一个看客，实在是无所帮助，能够战胜自己的人，才是无往而不胜的人，虽然成熟的代价过于苛刻。
作为过客，请您留言，请您让我记住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作为一个朋友，您的语言让我得到了什么样的感谢。

作为一个汉族人，恐怕不会体会韩国人急吼吼注册端午的心情，任何的民俗节日，好像都只是一个名词、一场热闹，农耕文明那种依附于土地的亲和感已渐渐疏离，八零后、九零后的人恐怕很难记得农时，包括农村成长的孩子。也只有一些零星的言语，语焉不详的提示人们，又一个节令的到来：“吃了端午粽，才把棉袄扔”，“五月五午端阳，大麦上场二麦黄”，可惜这些言语也随着时光的流迁，而破碎、沉寂乃至被人忘记。

岁岁端阳，今又端阳。在一年四季都有反季节蔬菜的今天，一年四季吃个粽子也不成问题的今天，端午节包粽子也仅仅成了一个仪式，仅仅是为了尝鲜，而不是为了储备粮食用于农作。

而端午，被定位在一个满腹牢骚、行为诡异的文人身上，从来都是我所疑惑的，在中原文明的边缘，楚人什么时候成了整个汉族的行为模范？为什么不是晏婴，不是庆忌、荆轲，不是张仪、苏秦、百里奚，反而是屈原、伍子胥？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混沌。而感情用事的文人，又热衷于在混沌里求得永生。

还是转过头说一说这个端午吧，作为一个七十年代的人。它是时光的一个驻点、一个记号。这个驻点和记号刻写在经历中。在一个节点上，我们都记得挑着粽子唱卖的人，或者是在尘土飞扬中，我们用秫秸杆挑起刚包好的粽子学唱的场景------粽子，新鲜的粽子，桲罗叶的粽子嘞-------一边是端正的午时阳光，一边是大人们的表扬；在另一个节点上，父母悄悄在夜间给孩子的手脚缠上“五索”，而孩子在醒来后又热切的期待新雨的到来-----下一场雨，就是将五索投入雨水的神圣时刻，于是期待五索真的幻化成一条条小蛇，那种心情是既惊惧又热切的，我们往往分不清传说和生活的界线，更容易沉浸在世俗的故事中，

我不喜欢吃粽子，从来都是，但就像许多忘记节日意义的人一样，只是喜欢一种纪念，为了纪念那些记忆的节点，回味那些节点上盛装的快乐。

去年去上海，中途在高速服务区看见有卖肉粽的，好奇买来吃，厚厚的五花肉，腻腻的、粘粘的，怎么也没吃出味道来。

也许最美好的味道，就叫做记忆，无论是一个人，还是一个族群。